没有北京户口的县城哲学青年
我父母都来自安徽，大学考到了北京，就一直留在北京发展。我爸爸是安全工程师，妈妈是个体创业者，两个舅舅都是工科领域的学者。我出生成长于北京，也把北京视为家乡，但我没有北京户口。
我读的是海淀的小学，当时海淀的教育没这两年「内卷」的那么厉害，但竞争已经很激烈了。那时候我们得上两种培训班，一种是外部的培训机构，一种是各个中学内部的「占坑班」。如果能进入这个班并最终通过考试，就能被点招到这所学校。我也报过占坑班，但最后是通过「推优」去的北大附中 —— 推优的是市三好，或者连拿几年区三好。
不管哪种升学方式，最看重的都是奥数。我大概是从一二年级就学奥数了，学到六年级，每周末去学三个小时，也拿过相关的奖项。但我现在觉得，小学奥数对我的数学思维没有什么帮助，它太强调直觉和技巧，缺乏对分析技能的培养。
进入北大附中后，我的学习就变得松懈了。尽管会有外部压力，但我很少给自己施压。我每天傍晚 5 点到家，作业很少，7 点之前就学完了。很清闲，甚至有点混日子。那时我参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艺术社团 —— 民乐社、音乐剧社等等。每周五天，其中三天下午 3 点后是社团活动，一天是选修课。选修课有数十种选择，常常需要要抢课，像热门的「犯罪心理学」就很难抢到。
北大附中很重视尊严教育。（比如）我们俩坐在一块儿，互相是不知道彼此排名的。学校的游学项目也都是靠自己申请，并不按照排名来。像北大附中现在在做《防性骚扰手册》，同样在强调对女性尊严的保护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初中的氛围是相对自由的、开放与平等的，我很少感受到流动感。也许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，会形成另一种身份认同：我们是我们，他们是他们。在北大附中，我们彼此知道对方老家在哪里，但很少会区分有没有户口。我觉得我和其他同学就是一个圈子的。直到初三要走，我才发现，年级里回原籍读高中的少之又少。
当然，从我小学开始，我妈也多次试图帮我在北京落户。不过中间涉及复杂的程序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那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，我没办法在北京高考。
很多家庭因此会送孩子出国，美国本科四年的开销得两三百万，经济压力很大。争取奖学金也有风险：万一在国际学校读了三年，没申到奖学金怎么办？后来也断了这条路。大概初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得回老家读高中。
在我看来，近年来对户籍问题的处理较为粗暴，因此带来了很多制度障碍。比如为了解决流动人口，一个农民工到北京务工，把他所在的乡改成镇，这个农民工就算城市人口了，表面上解决了他的市民权问题。这是有问题的。
我以前算是个文艺少年，还给文学杂志投过稿。但写到后来会发现，写作往往容易流于言辞的「制造」，比如为了写出一种风格而刻意地营造陌生感。最后写作完全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东西 —— 满足我想象的欲望，把我思考的力量扩张到语言中 —— 但我的语言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。这种体验最终会消解我写作的价值感。
小时候我住在奥运村旁边，小学后面是一个批发市场，很多外来个体户在那里做生意。也接触过安徽老乡的农民工 —— 我们不用农民工这个词，用新工人 —— 能在空间上感受到明显的区隔，比如他们会住在地下室。
电视上，我能看到很多关于新工人的新闻，搬迁、讨薪或者各种社区管理问题。在媒体形象上，新工人被描述为有肢体力量，但不爱卫生、素质不高的人群。现在回看，这非常不利于他们获得应有的公民权利。
逢年过节时，一堆亲戚出来吃饭，我就会听说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。有人提到一位老家的亲戚，被中介雇去湖北恩施打工，然后工伤了。中介和公司都不愿意承担赔偿。在场多数人都表示同情，但也会有人谴责受害者：这个人怎么工作都不会找？
我想的是：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应该赔偿吗？那时候我对现状满怀希望，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，会萌生一种道德情感 —— 这是追究「什么是正义」的原始动力。
也是因为有过一点对城中村的观察，当时我写了篇小说，写一个在城中村的边缘艺术家。为了积累更多的素材，我看了李强老师编的一本《城市社会学》，收录了学生的田野调查作业，算是从那时对社会学萌生了兴趣。
北大附中离海淀区的很多大学都不远，我和朋友去北大蹭过一堂关于宋史研究的课。具体讲的什么已经忘了，就记得当时一知半解地听，觉得「哇，好厉害」，激发了一种纯朴的学术热情。
初中的政治老师对我影响很大。她不用政治课本，给我们讲 Gregory Mankiw 的《经济学原理》，也谈公共层面的正义问题：四个人在船上，其中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被吃掉了，回到英国，法官应该怎么宣判？这是从行为功利原则引出的问题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规范性判断，却没有被阐明理由。最常见的就是来自父母的干涉。比如小孩子都会经历的：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被子叠成方块？抱着这样的疑问，我开始看一些书，希望讲出一套道理。最后发现这样一件日常小事，背后的问题可能是：一个完全无关于他人利益的私人生活存在善恶吗？习俗本身具有道德价值吗？
所以我最初接触哲学，都是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这种相对落地的，到了高中才意识到，应该去读更基础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。
但哲学也会给我带来一定的无价值感。我发现它的成果不够显化，难以与社会需求直接对接。同时，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精细化趋向，也给当时的我带来失落 —— 当然，我承认它是学科成熟化的特征，从而影响认知科学等具体知识的建立。
因此，尽管哲学是我的兴趣，我更倾向于以社科领域为主业。2012 年前后，我开始上博客和微博，当时中国互联网洋溢着自由主义的风气。在公知还没有被污名化之前，他们都很愿意在网络上发言，我也习得了他们的问题意识。
本科阶段我希望巩固自己需要的数理基础，可能偏向网络科学领域。这种落地的方式，一定程度上会让我在价值的层面更有信心一些。
我老家在安徽省枞阳县，也是「桐城派」的发源地之一。以前我就回去过两三次，那时觉得老家特别好，「生活在别处」嘛，在老家没有紧张感，像度假一样。
中考前，我回到老家，准备中考。为了保留县中的生源，安徽的城市中学很少在县内招生。我考不到足够高的名次，就留在了县中。县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，整个学校数千人，其中很多人也许从幼儿园起就是同学，两个高中同学之间大概率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。
实话说，回到老家后，我对老家的滤镜被打破了。县城拥有一种严密的秩序，比如公务员是十分吃香的，其次是教师，然后是小零售商和工人。有老师会在课上和我们说，学计算机和金融比其他理工科好，理工科优于人文学科；北京上海比南京广州好，南京广州又比合肥好。我经常怀疑，他自己是否相信这些言论？
有些成绩好的同学同样会很傲慢，热衷于同学间的恶性竞争。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偶尔会说，我以后是要去大城市的 —— 把对自己的期望也被纳入到鄙视链之中。农村小孩会被这些同学称为「下面来的」。
中国县城是农村与城市间的过渡带，在这个层面上，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县城的人感到无可适从，想要出去。
安徽有很多高考大县，但并不意味着这里很有文化氛围。拿我们县来说，图书馆不怎么开放，书店里卖的都是教辅。整个县城只有一两家电影院，放的是爆米花电影。偶尔有的文化活动，都是县里的广播电视局组织的，一般是黄梅戏相关，有时候是名人返乡的讲座。
县城很少有哲学爱好者。我的高中同学里有历史爱好者，但没有哲学爱好者。原因嘛，大家可能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学科，是侃大山，聊生死，像诗人一样自杀。像我妈算好一些的，她会觉得哲学是周国平谈尼采。有一个朋友受我影响，对哲学有了解，但他仍不会自称是哲学爱好者 —— 前者的心态是「哲学是挺重要的知识，我要补一补」，后者则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我生活的问题，我哪怕不做哲学，也要时时去思考它。
哲学社是以哲学普及为己任的，但想要覆盖几线城市或县城中的孩子也很难。他们很难看到哲学社的文章，并且这些文章是对某一个具体流派、具体问题的综述；而要对哲学产生兴趣，往往要通过翻阅教科书、修读课程来了解全貌。所以哲学社能为初步的哲学爱好者指引方向，却较难让对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成为哲学爱好者 ——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在我的观察中，高中时的同学会将生活分成两部分，学习和娱乐 —— 学习是应付高考，娱乐是获取快感。但其实还有一个中间地带，是那些能带来价值感的事。这在县城是相对缺失的。
人总是有把自己普遍化的趋向，有时候我会因周围的环境而苦恼：为什么一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议题，在其他人的眼里轻如鸿毛呢？
这也许是很多「流动儿童」（共有）的经验：原来的社交圈被切断了，又无法融入新的群体。
我们高中也是「衡水模式」。衡水这种精密的管理模式正在向全国的县中扩散，用流行的词语来说就是「内卷」：资源是有限的，我们很难做大蛋糕，却要走向内部的恶性竞争。
但这种扩散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：就以我所处的县中来说，升学情况或是不稳定，或是呈现了下降趋势。这是近年来热门的议题之一，也引起过我的思考：为什么县城教育和大城市间的差距被扩大、显化了呢？
你知道豆瓣上的「985 废物引进计划」小组吧？一些自称「小镇做题家」的朋友到大学后，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广阔的认知视野。我觉得县城和大城市的教育差异，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资源的差异。
小学时为了升学，我学过参加过剑桥英语的等级考。在北大附中，我的英语水平十分糟糕，但升高中后，我的英语却相对很好。初中我还修了一门叫做「电影音乐欣赏」的选修课，老师让我们用大学慕课（MOOC）看相关课程。那时我就掌握了大学慕课这个工具。回到安徽后，我仍然会用慕课自学很多大学课程，校内这么做的人应该是很少的。后来，我也上网课，网课可以选择 1.25 倍速、1.5 倍速，上课效率提高不少。
刚进高三，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。身边的同学们好像一下子都变了，从早上 6 点半到晚上 10 点半，除了中午睡个觉，一直都在学习。课上不学新东西了，就是不停复习，不停回顾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价值感。学习效率也变得极低，大脑处于混沌的状态。其实关于高考，我很早就想清楚了：为高考做的准备，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提高我的知识水平，它的意义在于，在规则下为每个人取得资源。
但想清楚了不代表就不苦恼了。有些人认为高考数学（成绩）从 140 分提到 145 分，他的数学水平就提高了，这种人一定很快乐。我们可以从经典的「快乐机」实验展开想象：如果你进入一个体验机，每天做什么都是快乐的，那你会进入这个机器吗？
对我而言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因为个体需要的不仅仅是快乐感，更是对「快乐感真实」的确证。换到价值层面也很近似，高考在知识上对我的价值许诺被打破了，我会因此感到无奈。
我不想再待在学校了，就说服了家长，并让家长说服了学校。整个高三我都在家学习，只是偶尔去学校考考试。和高一相比，这让我的成绩退步不少，但我并不大后悔。
高二下学期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初中同学转发了一条推送，是哲学社联合举办的 L.G.B.T.Q 平权日活动。我又翻到了他们之前写的哲学普及和社会评论，觉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。我通过这个同学认识了哲学社的成员，发了几篇我写过的文章后，就通过了。
我一直觉得哲学不能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过程。它需要各种交流会议，需要各种期刊评介，这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处，才能更新自己。
哲学社最早是北师实验的校内社团，后来逐渐向外拓展，早期是一个很强的关系网络。拿我的情况举例，我同学加入了哲学社，我看到了，才有机会加入。最初的很多社团成员都来自北京，有一些在上海和深圳，其余省份都是少数。很多现在都在国外读书。
哲学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流派，有相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也有像我这样的温和派。但总体上，左翼是大家的共识。
Johann Friedrich Greuter，《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》（Socrates and his students），1590年。
哲学社是我高三生涯中的一项慰藉。睡前半小时，我都会看看哲学社的群，也插几句话。大家都挺忙，有时候发一条消息，过了 15 分钟才有人回。
我在哲学社上发的几篇文章，大多都是旧文，其中有两篇是即写即发的：一篇是月考考完了去看电影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，花两三个小时写的影评；另一篇是在寒假写的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哲学普及文章。
因为一些原因，前任社长最近退出了哲学社。之后，哲学社一直都没有选举新社长，而是成立了一个行政群，由不同人负责不同职能。靠的不再是个人，而是制度。一些朋友认为，哲学社不需要社长了 —— 它现在的运行效率确实很高。
除供稿之外，我还在哲学社的议会群里。比如出台审稿制度这样的重大决策，就会由议会群来做。
和哲学社中很多成员一样，我也曾是马克思主义者。这种思潮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，因为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未经反思的、甚至是虚假的意识形态。一些左翼学者会以审视的态度描述它们，比如「父权制」「消费主义」—— 这是个问题化的过程。
然而，这些概念在迷人的同时，也具有危险性：它可能过于空泛，甚至沦为话术。拿父权制举例，在上世纪 80 年代，Bonnie Fox 就梳理出了它的三种定义。在谈论这些概念时，我们可能忽视那些具身性的体验，忽视问题的复杂和差异性。
现在我更愿意定义自己是「左翼自由主义」。举个例子，在新工人问题上，激进左翼的思考方式是，是什么社会结构造成了压迫（「压迫」是他们的习惯用词），造成了异化，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。左翼自由主义的思路则是，为什么新工人们应当获得公民权，为什么分配正义原则要求在收入上对他们倾斜 —— 最后，我们如何去改变现状。在我看来，左翼自由主义是在思考复杂的正当性。
我们这一代没有前人的集体记忆。老一辈的学者能从经历溯源，比如自由主义学者之所谓成为自由主义者，是因为对文革 PTSD（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，创伤后应激障碍），导致对政治性的集体行动 PTSD。对我们这一代来说，我们的成长经验和主流社会议题的距离还是挺远的。我们在相对去政治化的教育体系下长大，而主流的议题曾是民主、社会正义、公民意识，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经历。
说到集体记忆，疫情应该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集体记忆。疫情对我观念的影响特别大。部分自由主义者会强调活动自由的不可侵犯性，但在实践上遇到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—— 它的确导致了感染人数的增长，加剧了不安全性。一种是活动自由的价值，一种是公共安全和稳定的价值，两种价值我们怎么权衡？在紧急状态下怎么处理权利克减的问题？政府如何去落实一个公共卫生方案？现在我更倾向于从对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或许这是更实用主义的立场。
现在很多人自称「政治性抑郁」。我并不喜欢这个词，这些朋友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可能过于糟糕：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立场，选取世界的某个特定侧面，来描述现状 —— 可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种想象复杂。假如没有抑郁症的病理表现，我不赞成一个人把自己日常的抑郁情绪视为谈资：这可能意味着你缺乏充足的情绪调节能力。
用罗曼 · 罗兰那句很鸡汤的话来说就是：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。